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时代收藏网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来源:时代收藏 发布时间:2016-11-14

越窑瓷器鉴定(越窑瓷器各个时期的纹饰、工艺、烧造特征)


越窑的研究,可以说,从浅层次而逐步向深层次的深度、广度 拓展。鉴定的水平,也是由表及里,从一般的古玩角度,逐步向考古类型学研究入手,对瓷器进行科学的总审。使鉴定的结论更符合历史事实。鉴赏的水平,也随着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博物馆、收藏家所收藏的越窑瓷器,则是为研究、鉴赏创造了条件。


越窑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越窑瓷器的鉴定也必须掌握五大要素。这就是制品的造型与文饰、装饰艺术与方法、釉色与胎体,铭文与款式五个方面:

造型与装饰艺术鉴定

造型与装饰往往密切联系。东汉晚期瓷器的造型,多来自原始瓷制品的延续。主要有:垒、五联罐、钟、虎子、香熏等,井、灶、等冥器制品。。垒器身的肩部、腹部拍印席纹、蝶形纹、梳纹、方格纹、菱形纹、蛛网纹、叶脉纹、网格纹等,从工艺角度观察,这类纹样多见于泥条迭筑的制品。到吴时已消失。瓷钟的造型与陶钟相似,瓷质的钟最早出于永初三年(109),鄞县出土的青釉钟,体积特小,底部假圈足,足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吴时已不见。

五联罐是从五罐瓶发展而来,出土的有青瓷和黑釉两类制品,除五个管外,在四周堆塑猴子(似人状)、爬虫和鸟类。这类五联罐,东吴时,五管变小,往往被堆塑的小罐、飞鸟、活动胡人等形象所占踞,吴早期罐中部出现屋檐,下部堆塑人物、熊、狗、龟、蛇等动物。中晚期,罐下层堆贴内容更丰富。有人物奏乐、杂耍、仙人等,上层出现歇山顶建筑,中部楼阙增加,多至五、六层。下部人物动物繁复。西晋时,人物堆塑罐的五个管为亭、台、楼阁所取代。到西晋永寿七年(313)以后,堆塑罐消失。新出现“井”,实际上是一个罐,这种瓷井出于熹平四年(175)墓。瓷灶也是由陶灶演变而来,造型呈船形,因此又称船形灶。有的在灶上划刻鱼、肉图案。灶上饰鱼、肉,既点明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绍兴红山东吴墓出土灶,灶面上刻录书“鬼灶”。其实在公元175年前,已生产这类鬼灶。

东汉晚期虎子的造型,基本上承袭了西汉时铜虎子形象。造型是比较简单,横卧圆筒体,前面向上有一个突出的,微微向上翘的圆形口,背部装提梁,没有虎形装饰。东吴早期的赤乌(238——249)时,虎身还是圆筒形,但已开始呈蚕茧形演变趋势,光素无纹。器口基本不见虎头装饰,只是提梁作奔虎状或卧虎状。晚期,虎子器身完全呈蚕茧形,腹部两侧出现刻画羽翼纹。西晋太康九年(288)开始,在中部作成张嘴或筒口的虎头,此后虎头逐渐缩至口上部,提梁印绞索或方格纹。东晋初至咸和四年间,虎子已作无头形制,咸康后纪年墓中不见虎子。南朝虎子趋圆形刻莲瓣纹。

香熏,在熹平四年墓出土的为褐釉。到了东吴时基本造型未变。西晋元康朝出现三熊足的承托盘,香熏炉身为三排三角形楼孔,东晋时增至四层枫叶楼孔或山峰式鸟钮豆形等。南朝纪年墓中不见香熏。东吴永安六年(263)时出现了新的器形,如格盘; 甘露元年(265)勺、熊形灯;凤凰二年(273)蛙形水盂以及尊、三足砚、猪圈、鸡笼、栏圈等。这些都是动物形象作整体造型的典型。东晋时冥器消失。在鉴定中,注意造型的演变。罐、壶类,东吴至西晋时较矮胖,东晋时器形逐渐增高,至南朝器形演变成瘦长、大口、大平底。

鸡头壶,也称天鸡壶,纪年者见于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实为太安元年)墓伴出。余姚肖东五星墩,出土的青瓷提梁盘口鸡头壶,是件绝品。宽敞的盘口之上,以黄鼬躯身为提梁,肩部鸡首,肩腹部雕有正在啼鸣的鸡首和尾巴。羽毛丰满,形象逼真。装饰艺术题材特殊,别具一格,为鸡头壶中所罕见。东晋时的鸡头壶(盘口壶),在南京东晋墓出土的鸡头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可知这类造型器物东晋时称为"罂"。这时壶身变大,前装鸡头,引颈高冠,后安圆股形把手。到东晋中晚期,把柄端饰龙头和熊纹。鸡头壶到隋代,演变为盘口、细颈、圆腹、饼形足。肩部安双系。颈下有象征性的鸡头,把手装于盘口之上,是隋时鸡壶的代表作。

盏托出现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南朝盏与托盘,往往器表都刻莲花瓣。

关于褐釉点彩,过去在鉴定中都定在西晋晚期,盛行于东晋,自从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270)墓出土青瓷双系彩绘羽人佛像壶,把早期越窑褐釉彩的出现时间提前到了东吴晚期。



胎釉与装烧工艺鉴定

早期越窑的胎体,由于瓷土采于当地,因此从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胎质灰白,由于烧成温度的影响,如温度没有达到要求,就会出现米黄胎等现象,胎体从东汉晚期成熟瓷器到隋代,可以说变化实在不大。对于早期越窑的釉,多为青色,也有青灰,青黄和黑釉制品。早期越窑的施釉都不到底,这与当时施釉技术有关,在无釉的胎体上,可以见到淡红色的胎体,若是现在仿制品,就做不出这种现象,对鉴定真伪是很重要的一条。对装烧工艺的判断,有利于相对年代的确定。

早期越窑的装烧工艺,鉴定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明火迭烧。正因为明火迭烧,器物在窑炉中直接与烟火灰尘接触。因此在器物釉面上不免有灰沙之类细小的残留。这与越窑时代匣烧制品的面目完全不一样。越窑釉面光亮、莹晶,有的可以达到“似冰”“类玉”的程度。明火迭烧是不可能达到上述水平。

第二、泥点间隔支烧。早期越窑在器内均为满釉,而器外,半釉或釉不及底。在装烧过程中,为了避免制品的互相粘连,因此,窑工们发明创造了使用支烧具,这类支烧方法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发明。从绍兴春秋战国原始瓷窑址中,发掘与实物证明,当时为了迭烧,防止制品粘连,器物与器物之间,用陶土、瓷土粉或作成圆珠形,垫在二器之间,这种泥珠硕大,大者如小饼有四、五公分。早期越窑的历史阶段中,可以说一直延用了这种类型的支烧具。因此,在一个碗与一个碗支烧中,成品中就可以残留了二种现象,(1)即在碗的内底遗留了圆圆的泥点印痕;(2)在碗的外底由于没有上釉,在泥点支烧的地方虽然没有遗留残迹,但从化学反应中呈现了粉红色、或淡红色或称火石红的印痕。这种印痕的多少,形状大小均与支烧的陶珠、瓷珠等造型有关,并且支烧颗粒排列密疏有关。

第三、间隔窑具的支烧。随着制瓷业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在东汉晚期开始,工匠们又发明了间隔窑具。这类间隔窑具,由一个小小的圆饼,其饼上安三个乳钉,我们称为“三足支钉”这类间隔窑具,虽出于东汉晚期,大量使用却在东吴时代。比原来泥点支烧的优点是:(1)接触面扩大,因此相迭得数量增加;(2)“三足支钉”是制好后,经过烧成,已变成坚硬的装烧的专门工具,它一般均用瓷土制作,所以与制品一样牢度,由于比泥点牢固,减少塌倒、压变形的情况。这类“三足支钉”在吴时大量使用,产量是增加了,但这一时期的制品中最大的特点,即在内底遗留了“三足支钉”的残迹,这为我们鉴定这时的器物又提供了特征。众所周知,迭烧时把“三足支钉”的圆饼面直接与平底碗的底部接触,另外三足与另一个碗内底接触,由于一个一个往上迭,重量不断增加,待窑炉烧成温度,达到釉胎熔合阶段时,这三足直入胎体,烧成后,只得将三足拔出,有的粘釉就得敲掉,留下的凹窝和遗留物成为东吴时期装烧的一个特征了。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晋时匠师们,发明锯齿形等间隔窑具,到南朝多为扁平形,上述窑具运用中,都与泥点支烧互相配合,原来只用泥点来隔开器物,现在再加上一个窑具,在这个窑具的接触面上排列泥点,其优点接触面大了,迭烧稳定,可减少倒塌的废品率;其留给我们的依据,是火石红或称淡粉红的泥点印痕。所以说泥点印痕的排列、大小形象可以为我们判断当时使用的是什麽式样的支烧具,由于支烧具有时代特征,也为器物烧造提供了相对年代。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的造型与纹饰

造型与纹饰两者密不可分,是鉴定越窑瓷器的关键。再结合釉、胎、支烧工艺和款铭更为精确。

唐代越窑的造型,从总体上看廓线明快,秀雅端巧。碗的造型,从早期越窑的深腹型,逐步演变为敞口(侈口)、斜腹的浅腹型。初唐的平底器或假圈足,到了中唐时,假圈足中挖一个小浅孔,圈足形似玉璧,俗称玉璧底,同时开始出现矮圈足的环底碗。晚唐时碗的造型,不但延用了玉璧底、大环底外,而且出现了端巧美观的花口。特征是口沿作成四缺、五缺不等,在腹部与缺口相对位置压有突筋。总之从底足的变化,发展到口沿的变化,使碗的造型轻巧端雅,线条流利美观。

越窑早期的标准器,陕西礼泉县唐龙朔三年(663)墓出土的花口腕,口沿六缺、腹部六条筋,矮圈足。河南偃师杏园大历十三年(778)墓出土的鱼纹碗,在碗的内底刻绘一条游跃的鱼,自由流利、活泼可爱。宁波和义路唐代遗址元和朝(806~820)文化层中出土大碗(洗)内刻荷花。

唐代晚期,碗类的器内刻划各类荷花、朵花、模印鹤、鱼等动物,形象生动活泼。“大中二年”云鹤纹“寿”字碗,与其共存的器物,成为鉴定的标准器。

壶类,从初唐开始,仍沿用了早期越窑的盘口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器型有硕大丰满变为瘦雅秀丽。到了中唐元和朝时,壶的盘口消失,为侈口(敞口)所代替,同时出现了六角形的短嘴和肩带状把,底部有的仍保留了平底,尔后也有平底变为矮圈足。这类造型的壶,文献上常常称为注子,即执壶。所以说由早期越窑的壶,到中唐元和朝时演化为注子,这是壶造型变革的转折点,也是执壶的造型与早期越窑的壶,造型完全变了一个面貌。

晚唐时期,越窑执壶,造型的基本格调不变,具体的线条变化多姿,使人感觉器形丰富多彩。仅举唐大中朝执壶器形为例,这时有凤头执壶、带流的瓜棱壶,筒口、双系、圈足壶,喇叭口、瓜棱、圈足执壶等。在唐代所有执壶中,惟独"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刻花执壶(朵花)是一件刻花卉的标准器,这类刻花,恰恰与宁波市和义路唐代“大中二年”、“寿”字纹碗地层,伴出的刻花盆、刻花碗、刻花盘的纹样,似出一人之手。

唐罂,在鉴定中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元和拾肆年”铭罂为代表,特点是在颈部堆刻,戳龙纹、颈下部安四系。腹中刻铭文。另一件蟠龙四系特别长,按于颈至上腹,在系上部堆塑形象生动的蟠龙。
第二类,是线刻龙纹罂。蟠龙从颈中部到腹中,通体满布。
第三类,出于晚唐(901)墓中的褐彩云纹罂。这类罂从罂盖到罂身,通体绘了褐彩的云纹,精致、工整、其绘法、色彩与唐天复元年(901)墓出土的褐彩云纹钵形灯一样。这类褐彩云纹罂在五代时期,钱氏墓中也有出土。

五代时,执壶有三种形式。第一类,整个造型似一个倒挂的青(青釉)瓜,清秀美观。第二类,以东钱湖窑场出土为例,执壶制作极为讲究,不但造型规整秀丽,而且器身上刻着流利的云气、飞鹤及花卉。。特点之一圆嘴、扁带状把。执壶上“开光”出现于五代天福6年(941)。第三类,圆嘴、筒颈、鼓腹、圈足、扁带把。素面。

北宋前期,执壶承五代之“开光”在越窑中时常出现,出土于公元995年墓的“人物坐饮图”执壶,不但有相对的年代,而且在执壶腹部,四周线刻人物坐饮图,也就是把书画上的画面,移植到瓷器制品上,这属于首创。这种人物坐饮图,神仙活动图等执壶残片,在上林湖五代至北宋的窑址中,均有出土。为北宋前期(有学者划入吴越时期)秘色瓷的典型器物,也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样品。

北宋中期,流行双线开光,在开光内划花卉,盛行模印的小系。

北宋后期,执壶的造型虽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制作粗糙,颈肩连接处与腹底圈足连接处,往往不大规整。烧成后,由于制作没有像北宋前期规范端正,因此断脱明显。

晚唐时,大中朝生产的盏与托具,造型为最美。与“大中二年”铭碗共存的荷花盏,口作五缺,盏内刻花卉,也有素面,釉色青翠秀雅;托具器形作成卷荷叶状,圈足微微外撇。施青翠釉。这种造型似一朵荷花,似漂泊在水波荡漾的水面上。

五代时,托具的沿与托台以素面为多,盏则花口、撇圈足,以青绿釉为多。北宋盏,花口内线刻连环纹或四荷连环纹,托具的托台高突、托盘沿上线刻蜂花纹。和统十三年(995)墓出土的盏托具就是一个标准器。

盘,初唐至北宋早期,造型均为浅腹型。初唐以平底、素面为主,釉色为青黄占多数。中唐开始,出现矮圈足与玉璧底。晚唐时品种增多,常见有玉璧底刻花盘,圈足划花盘,委角盘和花口盘等。唐咸通十五年,法门寺地宫埋藏的,花口秘色瓷盘是标准器。五代时出现方形委角迭盘,盘身有镂孔,此种盘最早为天福六年(钱氏墓出土)。北宋时纪年的花口牡丹纹盘、花口双蝶纹盘、花口菊团纹盘、鹦鹉纹盘、龟荷纹盘、丁字款盘以及咸平元年(1000)墓出土的龙纹大盘等,均为鉴定对照的标准器。

水盂,初中唐时期多为素面。晚唐出现四蹄足,五代,有刻莲瓣水盂。北宋时水盂四周“开光”,内刻牡丹花等。

盒的造型呈扁圆。晚唐时品种极为丰富,不但有中小型成套盖盒、油盒和印盒,而且纹样以刻花为主。北宋咸平三年(1000)出现云鹤纹迭盒。北宋粉盒盛行,纹饰有凤凰、牡丹、双蝶、鹦鹉、菊花等。

各个时期越窑瓷器装烧工艺的特点

在鉴定中,辨别器物的装烧工艺,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每个窑口,装烧工艺除共性外,还有其独特的个性,就越窑的装烧工艺而言,恰恰为我们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明显的依据。

装烧工艺,在中唐晚期以前,是承早期越窑的明火迭烧工艺,中唐元和朝发明匣钵装烧,这是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装烧工艺的革命。越窑的匣烧工艺,不仅仅促使产量提高,而且使越窑烧制的制品质量,上了一个历史性的新台阶。

匣烧工艺,使制品带来的质量提高,有二个明显的特点: (1)早期越窑出现的器内支烧印痕(包括中唐以前),使用匣烧后,从此器内的印痕消失了,使器内光洁美观。这个特征断定都是元和朝以后的制品。

匣烧工艺烧制的器物,其外底部都应该有支烧泥点的印痕。这个印痕的大小与形式,对我们了解它制作年代,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初唐时不用匣钵,明火迭烧,使用的间隔窑具硕大,所用泥点分隔颗粒也就粗大。中唐后期到晚唐,大量采用匣烧工艺,用薄形间隔具,因此,泥点分布,亦采用了比豆状更为好看的松子状泥点,排列细密。这在圆形垫具上,遗留的印痕就是例证。匣烧的玉璧底碗、盘等器物外底,呈微微的粉红色颗粒状遗痕,这种遗痕是胎体中氧化铁的反映。

五代时期,越窑生产器皿不但品种丰富,而且釉色青翠、湖绿。在间隔窑具制作上,也应物制宜,极其规整,所遗留的泥点、支烧印痕也与晚唐时期大不一样。这与五代时,在匣内装烧中采用了扁平、扁饼形式间隔具分不开。因为扁平,散布的泥点多呈松子状,排列有规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五代前期;五代后期,上林湖、东钱湖与上虞的典型窑址遗存,与纪年器物支烧泥点,表明泥点已演化为条形,这种形式的泥点印痕,在盘、碗、盒、罐一类制品底部,一般四条、五条不等,中间有空隙,这种支烧印痕的时代,在吴越开运朝后还在沿用。

北宋前期,由于越窑匣烧工艺发达,各窑场大量使用薄形的,大小不等规格的垫圈(环)及扁平(圆)形或环形的间隔窑具,因此,在各类器物外底中,遗留了长条形的泥点,排列紧密,有的近似相连,从大量纪年器底,遗留的印痕,表明它们应是北宋前期之物。纪年的秘色瓷,匣烧工艺特别讲究,所以在支烧的过程中,泥点也与众不同。像“太平戊寅”纪年器就是一例。在上林湖窑址中,见到的“太平戊寅”款的盘,支烧印痕还是条形的。

总之,在鉴定中,要十分重视和注意泥点的变化与特征。支烧特征,也不是所有瓷窑都有,像全国著名的湖南唐长沙窑,由于所有器物施釉不及底,盘子的盘心与圈足都不施釉,所以不论是迭烧、匣烧,在底部均不需要泥点间隔,所以在器物的底部,都找不到泥点支烧印痕。这为我们鉴定该窑器物,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依据。

越窑瓷器各个时期胎骨识别与釉色

釉色不但与釉料化学组成成分有关,而且也与窑炉中烧成气氛切切相关。

初唐,越窑虽然在窑炉结构上,获得了改善。但烧造中,一部分还原焰较好的器物,呈青色外,很大一部分,弱还原焰或氧化焰烧成,呈色便为青中泛黄或米黄色。

中唐,匣烧使呈色青为多。由于配料差异与窑炉气氛差别,所以呈色也有变化。

晚唐,由于大量使用匣烧,使釉色大为改观,加上窑炉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窑温升高,使制品呈以青翠为多。“贡窑”所使用的匣烧,其质量达到极精的程度,所呈釉色“似冰”、“类玉”,晶莹滋润。

五代北宋时期,大批“贡瓷”色泽以青绿色为主,釉色光润。民用瓷亦以青为主。到了北宋晚期,釉色则变成青灰了。

从鉴定角度看,初唐时期绝对不可能有湖绿色的色泽,因此湖绿色釉,首先应考虑,属于晚唐、五代或北宋早期年分段。若青黄或米黄的色泽应考虑中唐年分段,它不可能是五代、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是一般的共性,有时特殊的个别例子,也不能排除,还得靠鉴定者综合研究。

越窑胎质,由于所用瓷土含铁量较高,所呈色为灰白色,因此凡是唐、五代、北宋越窑制品,胎体呈色,绝不可能像龙泉窑那麽白,也不可能像长沙窑、婺州窑那麽疏松。由于缸胎,所以在胎体上施化妆土的工艺。这些情况对我们鉴定,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遗址中出土的标本,釉色很接近越窑制品,刻花也近似,但是胎体呈白色,有人认为是越器,这种失误也要防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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