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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对元代瓷器的影响

来源:时代收藏 发布时间:2016-11-05

元曲对元代瓷器的影响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它的出现可上朔至1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经多少辈工匠们世世代代不懈努力,在宋代将单色釉瓷器推上了顶峰。


元影青釉贴塑元曲“墙头马上”人物故事图高脚杯


元以前陶瓷产地大多在北方,以生产单色釉器为主。当时文人士大夫崇尚单纯,以青白为美,彩色为俗。五大名窑之中汝官哥定是单色,窑址均在今河南河北一带。民窑中的翘楚耀州,龙泉亦是单色。耀州窑在今陕西,只有龙泉窑在南方。到了元代,中国陶瓷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陶瓷生产重心南移,确立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生产格局。(目前有的专家还提出了元代中国陶瓷生产有两个中心,即江西景德镇和浙江龙泉的新观点)。


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完善,出现了釉下彩瓷。其中釉下彩绘青花瓷与釉里红所采用的装饰技法与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一脉相承,使得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观点得以改变,开始接受这种新的瓷品并加以推崇。元代社会是一个开放性的社会,中外交通,海外贸易非常发达。元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要过荒淫无度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因此迫切地需要大量的金钱。他们大力发展各种手工业,特别强化官府对瓷业生产的控制,集中了大量的工匠、财力物力及原材料,不断扩大陶瓷的生产,供出口以换取巨额的经费。正是在官府如此大力的支持及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下,瓷器绘画装饰成为主流。这一方面给制瓷工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尽情发挥其创造力和想象力,另一方面也迫使他们去寻求尽可能多的题材来丰富自己的产品装饰,以适应急剧增长的生产需求。


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元代社会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民族文化也遭到了空前的压制。这种压制集中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排挤上。元于1234年灭金,1279年灭南宋,直到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北方八十年,南方近四十年无科举,断塞了文士“一举成名天下闻”的发迹之途。若想当官出人头地,只能经由吏入仕之途。据《元史.选举志》载:“江北提控案牍,皆自府州司县转充。路吏请俸九十月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牍。两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二百一十个月是十七年半,才能入流当上一个相当于目前村干部之类的的小官,这样一条道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过漫长了。入仕既无门,经济又无能,劳作且无力,造成文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以至于“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无怪乎元代文人心情灰暗之极。马致远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就是这种颓唐心境的绝佳写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选择了另外一条既能渲泄其知识情感,又能养家糊口的生活道路,那就是溶入民间,用原来仅服务于高雅文化的生花妙笔创作出大量的“俗文化”作品。元曲就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这种文艺形式无拘无束:天上地下,神仙鬼怪,古人今人,帝皇将相,市井小人均能入戏。其题材之丰富,情节之跳脱,内容之广博都正好为陶瓷工匠们的装饰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题材。


从传世的元代瓷器来看,我们可以在北方的磁州窑,南方的龙泉窑,吉州窑,景德镇的青白瓷,特别是出口青花瓷器中找到元曲人物故事题材的画面。这说明当时此种装饰题材应用非常广泛。其中著名的也广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品当属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元青花人物梅瓶.该瓶取材于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此外,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元青花人物故事大罐取材于马致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元青花人物大罐取材于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另一大罐取材于无名氏《逞风流王焕百花亭》。


其实还有一件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元青花人物故事图大罐也应归入此类。该罐上画唐王李世民骑马在前,尉迟恭托单钢鞭在后,一小校手持王旗随行。此罐历来被称为“尉迟恭救主”人物故事图。其实该典亦是出自元曲,此乃关汉卿所作《尉迟恭单鞭夺槊》。该画面出自第三折:李世民为单雄信所追,尉迟恭赶来单鞭迎战单雄信,于马上夺得长槊,驱走敌将而救回唐王。画面上唐王回头相望,面露赞许,尉迟恭微微前倾,右手托鞭, 左手摊开,一脸得色,似乎正在说道:“若不是我尉迟恭来的早呵,险些儿落在他毂中。被某一鞭打的那厮吐血而走,被我夺了那厮的枣木槊也”。整个画面清晰流畅,人物刻划生动传神,令人赞叹不己。


现藏于江西丰城博物馆的一件元青白釉透雕人物枕,器型仿戏台彩棚,四面分雕《白蛇传》中的“借伞”、“还伞”、“水漫金山”和“拜塔救母”四个场景。该枕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历史证据:一是元代戏剧的演出方式,二是《白蛇传》的成型年代。《白蛇传》不见载于全元曲,一般相信其成书于明,见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这里也仅说当时有民间艺人以古今小说平话形式来唱《雷峰塔》,但此枕上的雕塑却已明白无误的证明至少在元晚期“白蛇传”戏曲已经成型并广为传唱。

我们现今看到的元曲故事题材的瓷器通常均为大器,如《萧何月夜追韩信》梅瓶(高44.1公分)、《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大罐(高28.4公分)、 元青白釉透雕人物枕(面长22公分),这大概是因为大器能提供更多的空间以便工匠们发挥。但笔者近来发现了一件罕见的青白釉贴印人物故事图高脚杯,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馆藏一级文物评定四人小组成员、中国古陶瓷鉴定专家赵自强先生鉴证,确认为典型的元代江西景德镇产影青瓷(见附图)。该杯胎体轻薄通透,釉面温润如玉。杯体与高足采用胎接,足部露胎处可见因胎土淘炼不甚精细而胎中含有黑色的铁点。器体通高7.5公分,口径9公分,杯身部分仅高3.7公分。在不足两寸见方的杯体上,元代的工匠们用纯熟犀利而又细致入微的刀法雕出一堵高墙,墙头立一高髻女子,背后是茂盛的梅树,墙下一青年仕人骑于马上,回头相望,后面还跟着个挑着担子的仆人,路边立有一株婆娑的柳树,树旁生长着幽香的兰花。此画面出自白朴著名元曲《裴少俊墙头马上》第一折:国族少女李千金游春于后花园,望见工部尚书之子裴少俊携仆张千外出公干,两人一见钟情。裴郎手书一诗示李曰:“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李千金亦手书一诗回赠曰:“深闺拘束暂闲游,手拈青梅半掩羞。莫负后园今夜约,月移初上柳梢头”。  正是:“偶然间两相窥望, 引逗的春心狂荡。今夜里早赴佳期,成就了墙头马上”。整个画面干净利落,不缺一主体题材,又无一多余之物,显示出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巧及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值得古陶瓷研究人员探讨的问题是:既然当时元曲人物故事题材被广泛采用,为何流传至今的此类器物却少的可怜?据有的专家统计,人物故事题材的元青花瓷器全世界仅有十件。尤其令人费解的是终明一朝我们还未找到一件此类器物,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如下两方面的研究能给我们提供一点线索:一是绘瓷工艺技术;画瓷与雕瓷与一般的绘画雕刻完全不同,既无稿可循又无法更改,需要很高的艺术造诣与功力,非一般工匠能为之,这就决定了这类题材的瓷器产量不会很高,只有为数不多大师级的工匠才敢一试。二是元末明初的社会环境。元曲杂剧的发展创作在元晚期达到顶峰,其中有许多是借用历史题材或传说故事巧妙地表达对统治者的反抗,激励起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这种情况被统治者所察觉,因此元代晚期官府曾禁止各式元杂剧的演出,而到明代早期更是禁绝了历史剧。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一书所载,当时凡有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驾头杂剧等一律禁止收藏、传诵、印卖。书籍器物统统销毁,违者全家处斩。在如此严酷的禁令之下,以元曲杂剧人物故事为妆饰的瓷器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了。 


在中国陶瓷演变发展的道路上,元代瓷器无疑是一新的里程碑。正是在这个时代中,中国的工匠们成功地创烧出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高温铜红釉瓷、低温孔雀绿釉瓷等等大批新瓷品。瓷器的装饰方式也由宋以前的单色釉或刻、划简单的纹饰向刻划、模印、雕塑、绘画以及多种组合纹样等等全面发展。中国瓷器随着一批批外贸船队走向四方,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给全世界。在这一波大潮之中,元曲人物故事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直到今天,每当我们看到这些精美的瓷器而为先人们精湛的技艺而感动的时候,我们可不应忘记这里面还有元代文人们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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